对此,陈思诚表示认同,他认为不破不立,电影虽然是一个百年艺术,面临的却是新鲜的观众、新的时代,作为创作者最重要的能力是学习、观察,要真正跟这个时代发生关系。“你对这个时代体会得越深,你反哺出来的内容跟这个时代越有同频共振的可能,这种共振性就是最后的市场性和商业性。”喜剧是一个喜闻乐见的类型,大家需要笑声,悬疑又是一个相对生僻和冷门的类型,“我们创作《唐人街探案》第一部我跟编剧聊,喜剧和悬疑是对立的,如果结合的好,形成过山车一样的忽高忽低的效应,可能更符合当下观众的需求。所以我们就去尝试,还好最后被观众们接受了。”先说郭说。要知道《李白与杜甫》出版于1971年,那可是文哥高峰期,那时一切政治先行,没有纯粹的学术研究。当时的历史学家不是被打成“佑派”在劳动“改造”,就是被说成是什么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在遭受批斗。即便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没受到冲击的学者们,也都是惊弓之鸟根本不敢随便说话,更别提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还出版成书了。郭沫若在文哥初期也受到了冲击,之后就夹着尾巴做人,甚至靠献媚求活,这一点至今被很多人诟病。这样的时期这样的郭沫若,他还有几个胆子去发表纯粹的学术研究成果?还不是为了谄媚,为了讨好上峰,他所谓的学术判断与认定,是服务于政治的要求的,符合当时批李扬杜的氛围,当不得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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